纵观这三种类型的活动，从主观方面说，传教士的这一系列针对教育的活动并不是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近代化教育体系，而是通过这这附带的对中国传统教育的近代化达到控制中国民众的思想，进而达到传播宗教思想的目的。而这一足以最终目的最终推动了传教士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时成为帮凶。虽然，传教士对中国的教育上的努力并不是最终促进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形成，但是客观上却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千多年来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发展起了一个独特而自成体系的社会·······，这一明显的自给自足的社会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和从属的”^（3）在社会发展的早期所取得的巨大的文化成就在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阻力。同时，由于中国民众的长期的民族优越性，所以整个中国都沉浸于一种自闭的、自高自大的民族情绪之中，这种气氛表现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上就是一种排外的，高度自信的，具有内在保守性的表现状态。更因为中国文化体系的早熟性，中国早早就建立起了一种完善的管理体系，所以在培养人才方面，中国本土更加重视的是如何培养一个合格的社会管理者，而登入社会主流的手段也主要通过偏向文科的道路，所以中国式的教育观念里面更加重视偏向文科的教育。这造成的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社会管理体系比起同时期的其他社会来说更具先进性，但是这也造成了中国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种教育理念的压抑下逐渐落后于同时代的先进国家。

但是，传教士以一种外来者的身份对这种迟暮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进行了改进，注入了新的活力。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兴起了兴办教会学校的高潮。截止到一九一八年中国的教会学校共有约“一万三千所，其中大学有十四所，中小学所占的比例是，中学生约占百分之十五，小学约占百分之八十五，学生约三十五万名。”^（4）这些教会学校大体引进西方化的课程，西方化的办学理念，西方化的教学管理体制，将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传播进中国，对中国的传统教育理念中轻视自然科学发展的巨大缺点进行了强有力的改进。在这些教会学校中培养出来的人员大部分就从事了理科专业，比较著名的是从马礼逊学堂留学美国的容闳等，回国后都成为了中国不可或缺的工科人才。而清政府及其继任者也的确从中发现了中国教育理念的不足，在学科建设中对理科的建设大大加强，并聘请外籍教员。从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置里面就清晰的看到了这一点，恐怕教会学校的创办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在中国的近代化教育的改革过程中，传教士的出现大大增加了社会的受教育的范畴，扩大了中国的受教育的团体。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教育的主要范围始终紧紧围绕着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家学传承的影响。而且，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始终奉行的都是典型的“愚民”政策，所以虽说有孔子所谓的“有教无类”的思想在中国的教育理念当中，但是，我们始终都无法否认在封建社会当中，并没有真正的做到这一点。受教育的团体始终未能扩大到整个社会团体的大部分，女性始终未能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也就造成了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仁人志士，但是，他们的奋斗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足够的，有说服力的改变。究其原因，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始终并不是主体部分，只能对社会成员进行一定的引导，而无法发挥出决定性作用。中国社会晚期的落后与变革的巨大阻力，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大众的知识素质差距造成的。